有人不认为经典有意义，更不愿意去学习它。但由历史与时间堆积的思想精华，往往是人们用以论证对某种文化价值的继承的重要依据。如此，经典的价值不需要你认定的，而是他们认定的价值。纵观中华文化，似乎的确是由一种核心价值贯穿整个文化发展脉络，一直成为我们所能认同的“中国人”或“华人”的身份。少了这样的传统精神，那连作为华人的身份都像丢失了根。因此，人们极力地推崇经典的学习，《论语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等都承载着满满的中华文化精神，是通过阅读它们熟悉它们而可将精神集于自身的关键。但试问，文化身份的建构需要依赖于传统文化吗？
顾名思义，“文化身份”的概念本身已经蕴含了某种文化价值的喻义。那么延续这样的认知，可自然断定这文化价值是源于传统文化。但再细细思考“文化身份”的概念，或能察觉这是对文化本身的一种偏差认识。先看“身份”：当一个人思考自己的身份时会回顾了由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，同时又参考自己所认同的身份，最后结合出一个“身份”来。可见，这是由内外两方面而形成的身份。那“文化身份”似乎也是依据这样的方式产生，但不同的是“文化身份”是一种集体认知所形成的“大型身份”。换言之，“文化身份”是从一个群体中找寻共性，并且也是受到该群体认同的共性。而往往，这种共性便是从传统文化遗留下的许多社会习俗。如此，我们能通过像“庆祝中秋节”的习俗来归类一种文化身份，即华人的身份。
那我们参考当前的一些身份标签，如“亚洲人均为数学能手”。在不考虑其褒贬意义的情况下，我们是能接受该标签作为当前对华人这一文化身份的补充。但为什么说这是可被接受的？这是因为这些身份标签是由我们所认知的“华人”的实际生活中演变出的。对象是我们早可以固定归类的群体，由此来演变出新文化价值。但或许能说，这种固定的身份认知还是依靠传统文化的价值而逐渐形成的，那么传统文化的价值显而易见。话是如此，但往往这一文化身份的固化后，也就是由人们当作一种纯语言意义的名词来使用后，让该文化身份脱离先前所受到的文化价值的影响。举例言之：我们对“华人”已有固定的归纳方式，如说汉语、善用筷子、有中文姓名等。那么依据这些方式，我们可对“华人”立下一组定义。或许以这些曾经被归类为“华人”的族群偏离了一开始的定义，像他们不再能掌握汉语，我们还会认同他们的“华人”身份。这样的情况可说是因为身份已经成为一种语言层面的概括（因而无需参照语义的正确性）。这么一来，人们可拿着“华人”的身份牌子，依据自己的行为与生活创造出的新文化价值，并以此新文化价值当成该文化的新面貌。
这部分想强调的是，当下所形成的文化价值都是文化身份的新面相。由此我们也可以察觉到文化身份是种流水式的概念，即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演变的过程。基于这样的认知而将文化身份的建构狭隘地局限于传统文化的阴影，是显得较为偏失的做法。换言之，我们应摆脱文化身份只能由传统文化建构的说法。那么，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将缺少了一个重要依据。至少，当我们要论证传统文化的价值时，以建构文化身份为理由是不充裕的。传统文化确实能促成某种特殊的文化身份面貌，但不是唯一的来源。本文重点在于强调人对文化身份建构的积极性，而并非以往认为的完全由传统文化赋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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