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孝道”本是儒学中的核心伦理，具有强烈的道德服从力。但孝道，究竟以什么根据来这般要求我们？是父母与子女的生理关系而产生的自然权威及情怀，或者源于人本质的“善”？本文想探讨的是孝道背后的“应当性”，并提出行孝的一些局限性。而需要强调的是，该文章不欲阻止人们行孝或鼓励人们摒弃孝道，而重点在于整理出一套合乎自由意识的道德根据。
“孝”的缘起，我想并不是那么的功利。一种血缘上的连接，似乎为两方建立一种特殊的情怀。毕竟，孩子曾经是母亲的一部分，也是因父亲主导而成的。那么，血缘关系引起的“孝”便是以这生理连接而促成的。它确立了孩子与父母依旧为一体的立场，从而产生行孝的依据。如此一来，家庭也像是一个较大的“生理体”存在着。但这样的说法，忽视了人们的特质：自由意识。人既然有自由向往的认知，那很难确保在“家庭”的“生理体”中发挥这样的认知。“家庭”也有它的意识向往，但似乎家庭意识是由父母的意识主导着。如此，父母意识与孩子意识在难以得到协调的前提下，孩子的自由意识在家庭中将受到束缚的。基于行孝，也是有可能造成对孩子自由意识的限制。
这样看来，以血缘关系看来“孝”是不妥当的。但因此而完全摒弃“孝道”，好像丢失了什么道德价值；我想对这个“什么”进行深一层的探讨。它可能是一种“善”的表现，或则是一种“报恩”的表现。前者涉及了人普遍的品性，后者涉及了平等报答的心理。两者都可以弥补我们在“行孝”上所强调的“什么”道德价值。但问题在于，两者都具有一种普遍性；既然是“善”或“报恩”的表现，那为何只限于比较亲近的关系上？以此为依据的“孝”，是应当扩充至所有人的品性。但如此一来，“孝”也失去了它的亲疏性质。那“孝”还剩下什么依据呢？
综上可见，“孝”的依据并不容易挖掘出，或则甚至并不存在。如果“孝”缺乏一种有力的依据，那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提倡“孝道”。在这看来，“孝”的依据在确保个人的自由意识的同时，需要解释其“亲疏”性质的道德价值。换言之，它需要解释社会关系（甚至空间上）的距离是如何形成不同的道德价值。唯有如此，“孝”才有充裕的实行依据。
Comments